认识经验（如文明），需要理论。经济学的“理论”，将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经验，如下面将要提到的西方文明。在这一“理论”的帮助下，我们会发现，西方的文明进程正是不断认识和遵循为经济学所揭示的自发秩序原理的过程。假如没有这一理论的帮助，我们是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

“理论的”意味着“唯有如此”，是指“科学发现”；“伦理的”是指我们发现了这一原理之后，对人提出的要求。比如，假如我们想拥有文明，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伦理。对经济学来说也是这样，它首先是理论的，然后才具有伦理意义。这一对“理论”与“伦理”之关系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人们“唯有”把自发秩序的社会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时，那个以自发秩序为特征的“社会”，才可能在无数个体的具体行动过程中，通过遵循使自发秩序可能的抽象规则，以一种非意图的方式“创造”出来，这是“理论”。

相反，如用其他因素来解释社会的成长，如像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那样，用文化或宗教因素来解释，那么这就不是“理论”，而只是历史学家自己的“理解”或“解释”。这一点，在经验上也是可以验证的，即我们会发现，那些走上文明之路的国家，他们的国民确实是把自发秩序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只是它并没有这一“说法”，并且其“经验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人们常说的“追求自由”就是它的另外一种说法，虽然“把自发秩序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更精确地表达了“追求自由”的含义。

如不借助于“理论”，那么我们对经验现象的理解就是任意的，也看不明白经验现象。正是借助于理论，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比如，正是真正的经济学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了自发秩序这一现象，特别是让我们看到之前被人忽视的方面，如认识到，原来“把自发秩序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产生自发秩序的一个根本性决定因素。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也就是有关自发秩序的理论，我们可以重新理解西方文明。如我们把历史上率先实现了普遍富裕与繁荣的社会理解为“西方”，并且认识到自发秩序是一个社会走向繁荣的唯一途径，那么我们会认识到西方文明的精华，正是自发秩序，而不是特定的文化、宗教或制度等等。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启蒙运动，就是一个不断走向自发秩序的过程，也是人们“正确地”追求自利，即把自发秩序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的结果。这是用证据无法反驳的，因为它是根据理论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证据本身都需要理论来解释。“把自发秩序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在经验层面会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它被通常被说成“追求自由”，但“追求自由”这个说法远不如“把自发秩序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精确。

“自由”的概念，只有放到“自发秩序”的背景下，才能得到说明。当自发秩序成为一个重要目标时，那些保障自发秩序的规则（法律）才有存在的合理性，而这些规则构成了自由的条件。哈耶克本人说明了自由是法律目前的自由，但他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即假如人们没有把自发秩序作为目标，那么就有可能意识不到法律对他们的重要性，因此也完全有可能不遵守法律。观念先于利益，正是对此而言。

假如我们缺乏这一“理论”，我们就不可能从这一角度去理解西方的这一过程，我们甚至可能会错误地理解西方文明的成因。借助于经济学的理论，我们才知道，西方相比东方，只是先展开了走上自发秩序之路的征程而已，比如更早地接受了使自发秩序得以可能的知识，如认识到私有产权制度的重要性，认识到限制皇权的重要性等等。就此而言，东方也完全没有理由拒绝自发秩序的道路，因为这也是使东方唯一能够富裕起来的道路。

因此，在自发秩序这一共同的基础上，东西方将不会有冲突，因为所有人，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在自发秩序的基础上，也就是在“被正确认识的自利”的基础上，他们的利益是相互促进的，而非冲突的。相反，如拒绝自发秩序这一共同的基础，各自或某一方采取了阻碍自发秩序的行为、制度或政策，各自玩自己的“政治”，那么相互之间就会发生利益冲突。这样，我们就在“观念”上找到了实现东西方合作共赢的基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观念就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只看到西方表面的文化和制度，而没有看到西方文明的精华是自发秩序。以文化和制度来理解西方，也必然会人为地在中西之间建立藩篱，因为在文化和制度上，中西必然是有差别。

相反，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西方，就会认识到西方文明的精华是自发秩序，是自发秩序使得西方率先实现了繁荣，西方在走自发秩序之路上给东方做出了表率，这是一个成功经验，并且也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因此，对东方来说，假如也想实现繁荣，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自发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