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国穷，文化很关键
2024/2/28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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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如是断言，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一说法无比正确。
然而，尽管在感知经济学和其他领域之间的联系上很有天赋，但诺斯却罕有在文化方面的著述。
尽管一流经济学家现在开始认真对待文化，但仍有一种强烈的立场，认为基本上所有人都是别无二致的。
传奇人物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无所畏惧，将一些文化归类为不利于进步的文化，大多数经济学家迥然不同，他们抛弃了争论文化良莠的价值判断。
例如，在前工业环境中，人们主要集中在农村社区，分享资源有助于抵抗风险。然而，在个人主义和商业价值至上的后工业环境里面，分享就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负担或对创业的阻碍。
因此，曾经有用的文化可能会抑制进步，并在本质上变得消极。也就是说，国家和个人如果搁置一些积习，会有更好的结果。没有文化变革，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但由于生怕会激起政治正确暴民的愤怒，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愿建议文化变革。忠告大家，说其文化是进步的障碍，可能会招致种族主义指控，而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一个人被指控为种族主义者，是最可怕的罪过。但是，正如社会学家乔治•奥斯特迪克霍夫（Georg Oesterdiekhoff）在多篇文章和几部书籍中提醒我们的那样，文化演变不过是通往现代性的一条必由之路。前现代欧洲人相信魔法和万物有灵论，但启蒙运动出现和更优越的学校教育，让这种信仰变得过时。为了能使落后的国家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摒弃长期持有的文化信仰是困难的，却是极其必要的。日本成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因为其知识精英的智慧足以认识到，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本地制度是有缺陷的。福泽谕吉是19世纪日本知识分子和制度建设中的佼佼者，他毫不犹豫地告诉同胞，除非日本像其西方竞争对手一样，过渡到一个拥有现代法律的创新和勤劳的国家，否则将仍然会陷入一潭经济死水。
钞票上的福泽谕吉
然而，如果经济学家对文化相关性不屑一顾，他们就不是在给穷国帮忙，反而是在添乱。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在吸引跨国公司，但穷国几乎不具备维持外国直接投资的文化和人力资本。大卫·莫拉维茨（David Morawetz）在其有争议的《为什么皇帝新衣不是哥伦比亚制造？拉丁美洲和东亚制成品案例研究》中认为，准时性、生产率和管理质量最能解释东亚国家制造业的优越性。即使穷国依然在吸引外国资本，但如果没有绩效文化和人力资本来增进生产力，它们将无法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准。高外国直接投资伴随低经济增长水平的一个令人困惑的典型例子，是牙买加。对牙买加来说，获得投资相当容易，但像许多穷国一样，它被人力资本水平低下、治理能力薄弱和民众不求卓越生产的问题所深深困扰。
虽然牙买加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但那里的华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却表现得非常出色。大多数牙买加华人是客家华人的后裔，他们从19世纪移民到该国，作为契约劳工工作。客家华人因其职业道德和企业家洞察力而备受推崇，因此，尽管作为劳工迁移到牙买加，他们还是成功地创造了代际财富。具有正确文化特质的人将在恶劣环境中创造经济机会。东亚人在长期导向的测验中得分颇高，没有长期规划就不可能有资本形成。创业本身是一个有风险的过程，需要耐心工作和长年规划，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长期导向的群体都会在创业方面表现出色。与华人不同，牙买加本土文化崇尚肆意的物质主义和炫耀性消费。专栏作家伊恩•博恩(Ian Boyne)在牙买加《集锦报》（Gleaner）专栏中哀叹牙买加人的物质主义：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在文化上并不像远东地区的人们那样适应牺牲和延迟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资本盈余的民族，而我们是世界上背负债务最多的民族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部长——他的哲学修养是任何牙买加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老是告诫贫民区民众要把花在孩子教育上，而不是（…）舞厅时尚和朗姆酒。”
从本质上讲，牙买加文化助长了代际贫困，而政治家们没有改革当地文化。他们通过宣称对穷人的爱，来培养一种以福利而非财富为导向的文化。
然而，将贫困理想化，只会鼓励穷人不愿积累财富，因为推动国家前进的是企业家、观念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创新者，而不是穷人。
贫困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并非越穷越光荣，而是越穷越耻辱。那些在文化上不思改进的社会，将无法实现现代化和维持经济增长。非洲正在经历一些增长，但学者们担心，它的成功将受到炫耀性消费的阻碍。连最近测量耐性的研究表明，非洲人是世界上最缺乏耐性的人群。因此可以断定，穷国需要文化变革，而不仅仅是更多金钱和非殖民化的空话连篇。遵循政治正确的经济学家漠视文化的重要性，这只会阻止穷国成为发达国家。
实际上，一个国家是其民众的写照。如果你把牙买加人放安在新加坡，你会得到一个经济落后的地方；但如果新你把加坡人迁到牙买加，你会得到瑞士。
